原文刊載於《蔣公的面子》節目單
撰文｜溫方伊（《蔣公的面子》編劇）
第一次去拜訪老師的老師董健教授的過程就蠻尷尬。戰戰兢兢地敲門，進門的一霎竟忘了稱呼。董老師很和善，可我還是緊張地一口茶也沒喝，到告別時，董老師關心地問：「你茶沒喝呀？」我立即拿起杯子一口氣吞了大半杯，險些嗆出來。出門後，自己都覺著好笑。如今除了董老師講的那些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師爺的夫人佝僂著背在書房裡整理滿架滿桌滿地的書的情景了。
時間總是更快消磨掉人記憶中醜惡的部分，更多留下美好。懷念過去，成了人的通病。我們喜歡懷想民國時期文人的風骨與瀟灑。在月影斑駁下吟誦古文，在清流碧波上泛舟拍曲，在古刹秋風中聯句品茗。遇見貴人不讓路，碰到權貴迎頭擊。甚至那些婚外情、拋家棄子、八大胡同都成了風流佳話。全不想他們當年是多麼「苦」，他們的文字大多離不開「苦」。
我希望角色的苦都藏在心裡，外表展現的是尷尬，就像裹著糖衣的藥丸一樣。他們是1943年的知識份子嗎？不！我沒見過1943年的知識份子。我希望他們是現代人想看到的1943年的知識份子。
「沫若自應門，手抱繈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我已經忘了是在哪裡看到的徐志摩日記裡的這段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段話給我的印象如此深刻。胡適與郭沫若的這次會面並不愉快，甚至尷尬得令人窘迫。紙筆相罵時，毫不留情，近乎斯文掃地，然而，一句「無怪其以狂叛自居」，讓我多少理解了一些什麼叫做「瞭解之同情」。
自小，父母都會指著臺上或者畫上說道：「這是好人，這是壞人。」於是我們自小都知道要喜歡好人，討厭壞人。可長大了才發現，所謂的「喜歡」、「討厭」往往與「好」、「壞」沒有關係。有幸生長在一個好家庭、好環境，巴掌大的地方，有幾個壞人？可是討厭的人還是一天天多起來。再長大些，又發現原來自己也並不是討人喜歡的。人總是想保持自我，遺憾的是，這個「自我」往往可厭、可憎。於是乎，罵過、恨過後，總還是在心裡為那個被我罵過、恨過的人找幾句辯解的話，畢竟，我也是個遭人罵的。
也許這就是我對時任道、卞從周、夏小山的態度。當然，在情感上會有偏向，在見解上會有傾向。我不會喜歡時的衝、卞的滑、夏的冷，可我還是斗膽以創作者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對他們抱有「理解」和「同情」。在寫他們的時候，回想起許多人、許多話，我把我對這些人、這些話的冷嘲熱諷一股腦地塞進這個小小的本子裡。寫完後，回看一遍，又開始擔心是否把他們寫得太不「高大」了，是否冒犯了前輩？觀眾會接受他們，喜歡他們嗎？還好，目前結果令人欣慰。我想，一個人，在筆墨中刀光劍影、冷酷無情也不算壞，只要還能不自覺地歎一句「無怪其以狂叛自居」，便還算個好人了。
「如果，生而不必為稻粱謀，我願意一輩子當南大學生。」
歷史系張生老師的這句話，讓我感觸良多。自然，對學校，每個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與那些讀大學越讀越鬱悶的人相比，我太走運。有幸進了個喜歡的學校，讀了個喜歡的專業，遇到了喜歡的老師，有一群喜歡的同學，「四喜」齊全，多大的福氣！有福氣，才高興，才感恩，才惶恐，才寫得出劇本。
《蔣公的面子》表面上寫的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內在裡是南京大學的乃至一切我所知的真正的教授。一次我聽中文系教授在課上批評某名校中文系，說他們的中文系已經不行了，他們的學生過來，一問三不知。可過一段時間，我遇到一位那所名校中文系的教授，他說：「你們學校的中文系學生不行，推薦過來的學生，問什麼，什麼都不知道。」又一次，我聽一老師詳細講述本系另兩位教授為一學術問題爭吵的軼事，講得生動如畫，大有隔岸觀火的自得之態。名校相輕，文人相輕，大抵如此，古今不變。這大概算一種文人氣象。在這種氣象的包圍中，人想不思考也難，而思考正是大學精神之魂。
《蔣公的面子》作為南大110周年校慶的獻禮劇而沒有接受審查，在這個自由空間「寸土寸金」的時代，空間夠大。劇場是「空的空間」呀，這可是著名戲劇家說的。劇場的「空間」是戲劇發生的要素，而思想的「空間」是戲劇產生的要素。沒有「空間」，哪來的戲劇？南大的「空間」，足夠孕育戲劇。
這個劇本現在的影響，完全超出預想，甚至有些被過度解讀，這在我看來本是個錯誤。劇本本身，也有很多錯誤。有幸的事，身邊有許多好心人指出這些錯誤。錯誤總是難免的，怕的是沒有人再有耐心和好心給你指出來。
老師說：「當學生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犯錯誤。」如果可能，我願意一輩子當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