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1期
撰文｜呂效平
三、啟蒙與詩
我在上文提出了《蔣公的面子》的兩個創作意圖，一是回答錢學森的「臨終之問」，二是與「國家化」的戲劇對話。實際上，這兩個意圖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僅僅試圖回答錢學森之問，它就會與當下「國家化」的戲劇一樣，把自己降低到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的實踐性高度，不能達到悲劇或喜劇的美學精神層面，因而失去與「國家化」戲劇對話的資格。
這個問題，實際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都遇到過。這兩部劇作都是轟動一時的啟蒙之作，但他們的作者都特別強調自己寫的是一首詩。曹禺還特別強調自己作品的悲劇性質，他說：「生活在狹的籠裡而洋洋地驕傲著，以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裡，稱為萬物之靈的人物不是做著最愚蠢的事麼？我用一種悲憫的心情來寫劇中人物的爭執。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 他這種情懷是超越社會學、政治學和倫理學邊界的，是非實踐性的藝術情懷。
編劇溫方伊非常年輕，她的單純經歷使她不大焦慮我和我的老師所焦慮的實際問題。她說她「更想表達的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永久精神困境」。她相信不論過多少年，時任道、夏小山和卞從周的困境都會存在。應該說，她是對的。正是這樣一種超越實踐性世界的藝術情懷，使得這部戲真正達到了喜劇的高度，而能夠達到這一高度的喜劇性格，同時也都是悲劇性的。
從編劇的匠藝上說，越是在開始把時任道塑造成一個反蔣意志堅定的人物，越是使他拒絕赴宴的立場看上去絕無放棄的可能，當最終顛覆他的意志，使他同意赴宴，而且這個顛覆的過程能夠做得行雲流水，令人信服，「摸」上去全無「疤痕」，編劇的成就就越大。可以說，溫方伊在《蔣公的面子》裡做到了這一點。當時任道誘使卞從周同意在蔣介石的宴席上為之遊說的「詐和」小計敗露後，戲劇一步步進入了高潮。先是卞從周咄咄逼人地追問時任道：「你不問事實，全憑臆斷，似乎不是唯物主義的做法吧？」、「再說，面子是虛，書是實；聲名是虛，本事是實。何必意氣用事？」、「堂堂七尺男兒，戰亂時期，若是只事虛榮，不務實事，哪還有臉談面子！」逼迫時任道激動地喊出「他殺過我學生！」然後又讓卞從周觸碰時任道內心最深處也是最脆弱的神經：「你那個學生的死，你有沒有錯？」這時候，時任道第一次不那麼理直氣壯了。隨後時太太也加入進來聲淚俱下地說服丈夫，並最終以一封告知九箱珍品藏書已經進了當鋪的桂林來信，顛覆了時任道在最初看上去不可動搖的立場。到此，作為編劇的藝術，溫方伊是非常成功的。
但戲做到這裡，我們都很痛心：無論有多少不妨赴宴的現實主義理由，摧毀時任道的理想主義人格都令人不安，甚至使我們產生了負罪感。編劇應該去面對一個新的，也許是更大的挑戰：她應該把時任道被顛覆的意志再扶正起來。劇本設置了第二個「包袱」：一次新的「發現」和「突轉」，讓時任道發現原來他的太太早已跟卞從周做下了「局」要遊說他，他痛心疾首地對太太說：「你上了人家的當！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為了阻止時任道「轉」回原先的立場，卞從周擺出了無懈可擊的邏輯和鐵的現實：「你不給蔣公面子，蔣公就不給你面子！世道就是這樣。要做成事就要豁得出面子。」這既是我自己的心聲，也是我自己屢屢遭遇而深惡痛絕的邏輯和現實，我知道當今許多年輕人接受起卞從周的這個邏輯和現實，內心往往連一點厭惡也沒有。所以，我們立刻讓時任道以更強硬的「迂腐」的理想主義姿態回擊道：「我還就不給他面子了……我為什麼不能顧及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比天大。我的書，你們誰能弄過來就歸誰。我不要了。」
這就是溫方伊所說的知識份子的永久精神困境：是機智而卑污地向現實妥協，還是迂腐而高潔地堅守人格理想？無論我們選擇怎樣做，我們都有給自己辯護的理由；無論我們選擇怎樣做，我們也都會產生抽自己耳光的衝動。這實際上不單是知識份子的困境，也是全體人類的困境跌，只不過知識份子們通常具有更高自省的自覺，和往往擔負著守護與建設人類精神家園的使命，所以對這個困境及其所帶來的心靈刺痛才特別地敏感。這種精神困境的喜劇性在於，無論現實或理想都是有缺陷的、有限的，就像兩堆不同口味的飼料，因此無論我們安然地沉溺於其中的一個，還是在兩堆飼料之間糾結徘徊，都不能不使我們從精神的高度上看到自己像一頭驢，這便是卞從周和時任道的狀況。
或者，如果我們能如黑格爾所說：「儘管主體以非常認真的樣子，採取周密的準備，去實現一種本身渺小空虛的目的，在意圖失敗時，正因為它本身渺小無足輕重，而實際上他也並不感到遭受到什麼損失，他認識到這一點，也就高高興興地不把失敗放在眼裡，覺得自己超然於這種失敗之上。」這便是被主體意識到的更高的喜劇。夏小山或許接近這種狀態：他雖然愛書，但書毀了也就毀了，吃過兩碗牛肉麵也就「神色自如」了；他雖然愛吃，其實火腿燒豆腐也並不是不可以放棄的；稍微嚴重一點的問題，是他不承認蔣校長在先，接受蔣校長宴請在後的面子問題，但根據他的性格，這個面子也不會比一碗好菜重要多少，他在菜與面子之間的選擇，不會像時任道在藏書與政治立場之間的選擇那樣撕心裂肺，不會破壞他的深心的寧靜與幸福感。不難理解，這種人類精神困境的喜劇性，其實也是悲劇性的，這就是為什麼有的觀眾說自己在劇場看《蔣公的面子》，笑得前仰後合，上網卻表達了對於人性的憂傷。
對人類精神困境的感知只能是個人的精神活動行為，它不可能屬於任何政府。所有的政府都必須相信，或者至少假裝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衝突，他們總是會試圖告訴人民，他們的現實是偉大的，至少也有能力治理現實卑污的問題；他們也總是會試圖告訴人民，他們擁有絕不迂腐精神理想，它源自于現實且能夠提高現實。雖然即便如此，它還未見得是一個好的政府，但是倘不能如此，它就肯定是一個無能的不稱職的政府。當一個政府試圖佔用本屬個人精神生活的藝術發言的時候，它只有兩個選擇：或者糟蹋自己，或者糟蹋藝術。當然，二者兼得的第三種可能並非沒有。戲劇「國家化」的行為，無一例外地要把戲劇從悲劇或喜劇的藝術高度，降低為平庸的政治（有時甚至是政策或政績）正劇或道德正劇，因為任何「國家化」的行為，都不可能進入悲劇和喜劇這個僅僅屬於個人精神生活的領域。
喜劇《蔣公的面子》是我們個人的精神產品，我相信正是這種「個人性」、「精神性」才是使中國劇協困擾、反感甚至懼怕的東西。「第三屆中國校園戲劇節」上，也上演了描寫民國教授的劇作，《錢學森》、《太陽城》（主人公是竺可楨），加上缺席的《吳健雄》，我沒有看過這三部戲，但我能斷定它們一定不會是喜劇或者悲劇，儘管真實的錢學森先生的臨終追問是那樣悲哀和淒涼，它們一定都是正劇。在國王說得上話的地方，都不會有悲劇與喜劇，因為國王相信他的人民都是幸福的。
如前所說，我們創作《蔣公的面子》，一是希望借此回答錢學森先生的臨終追問，二是希望借此與「國家化」的戲劇對話。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將默默無聞，但我們將繼續努力，創作新的作品；我們在新作品中可能會放棄對錢學森臨終追問的興趣，但我們肯定仍將堅持與「國家化」戲劇的對話，因為戲劇是我們的專業，是我們的職守。1月13號在紫金大戲院的演出，是《蔣公的面子》第一次走出校園面向市民的演出，也是它第二輪演出的第30場。現在，可以確信，它已然被南京的戲劇觀眾接受，並給他們帶來了驚喜。2013年，《蔣公的面子》還會在南京正式商演，它也會在國內巡演，它對錢學森臨終追問的回答和與「國家化」戲劇的對話，已經並還將繼續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它已經是始於2012年的一個文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