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1期
撰文｜呂效平 
 
二、1943年與1967年
 
由南京大學美術研究院季峰老師設計的海報，把1943年的教授和1967年的教授做了鮮明的對比：一邊是紅色的太師椅和教授們瀟灑挺拔的姿態，一邊是疊放的條凳和教授們佝僂的身軀。
 
重要的並不是時任道、夏小山和卞從周這三位教授是否去赴蔣公之宴了，重要的也不是從政治和倫理上判別應該或者不應該去赴宴。《南方週末》記者注意到，當在網上被稱為「五毛教授」的卞從周說「現在的人似乎罵兩聲腐敗便是一個進步人士了」時，劇場響起了掌聲；當在網上被稱為「公知教授」的時任道回擊說「中國政府腐敗已經是國際聞名了」時，劇場響起了不相上下的掌聲。一般說來，站在「國家」的立場，就需要最終判別「五毛」和「公知」的是非。而這個戲給「國家」立場設置的困難是：如果你把它當作歷史，你就要否定1943年的「五毛」，而肯定1943年的「公知」；如果你把它看作影射，你就會肯定當代「五毛」的歷史影子，而否定當代「公知」的歷史影子。當代「五毛」，如果不是機會主義者的話，其實都曾經是歷史上的「公知」。

在這裡，《蔣公的面子》看上去達到了文學的一個很高境界： 「對話」，而不是 「喊話」。像人們不知道寫作《威尼斯商人》的莎士比亞是反猶太的還是同情受壓迫的猶太人一樣，觀眾也不知道《蔣》劇作者同情「五毛」，還是同情「公知」。這個問題是「國家」的問題。作為個人，作為個人的作品，有權利對這個問題毫無興趣，或者由於智慧地看穿「公知」和「五毛」共同的悲劇性與喜劇性，而感到對此問題無能為力，惟有表達困惑。在我看來，這個「國家」必須解答的問題是實踐性的，是屬於政治學、社會學或者倫理學的問題，它根本不屬於非實踐性的藝術。藝術是「個人的」，是非實踐性的「詩」。我們所感興趣的，是「人」的問題。在這部喜劇裡，對於教授們是否赴宴的政治評價和道德評價，都不屬於我所謂「人」的問題，真正「人」問題，在我看來，是他們是否有一種自由的精神狀態選擇「去」或者「不去」。

夏小山的貪吃是喜劇性的，他的好面子也是喜劇性的，當他的貪吃和好面子互相衝突的時候更是喜劇性的，但是，當他十分幼稚地把自己的面子置於國家元首的面子之上時，當他不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所撼動卻為了一碗火腿燒豆腐而心旌搖盪時，他所表現的這種精神自由的狀態卻是「人」的一個生動境界。時任道對獨裁者的仇恨看上去比較崇高，但當他在這個崇高的立場和一個相對渺小的喜劇性嗜好—藏書之間艱難掙扎的時候，無論「去」還是「不去」，都是他個人精神自由選擇的結果。正如我的導師董健教授所看到的，「即使是官方化的教授卞從周」，也「並不把蔣介石請吃飯當做是皇帝的賜宴」，他與夏小山、時任道「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價值，那就是知識份子人格的獨立」。 卞從周說「我從不會無條件地擁護某人」，他並非躬從蔣介石的地位和權力，他知道擁蔣是需要辯護理由的，他的理由是「這是我們惟一能夠依靠的政府，我們應當擁護它，並且推動它進步。」為了自證清白，維護自己的面子，面對流言他也會選擇拒絕赴宴。
 
波蘭電影藝術家基耶斯洛夫斯基（臺譯：奇士勞斯基）曾經用他的電影三部曲之《藍》（臺譯：藍色情挑）來探討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他的結論是：自由是人類不可能實現的。他是對的，正如網上有觀眾批評夏小山和時任道都不是「一流」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役於物」，貪吃和嗜書都是物質對精神的羈絆。《蔣公的面子》所表現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自由，也是一種有向度的有限自由，即面對權力的個人精神自由。幸而我們沒有像網上這位批評者所希望的那樣，去描寫「一流」的知識份子，把精神自由神聖化為一種絕對的、崇高的東西。我們描寫了教授們有限的精神自由，描寫了這種精神自由的喜劇性：一碗好菜比國家元首更重要、幾箱故紙比對獨裁者大義凜然的仇恨更重要。
 
無論如何，不表現「赴宴」與否的政治是非或倫理是非，而表現教授們選擇是否「赴宴」的精神自由狀態，對於戲劇創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教授們有沒有這點有限的相對於權力的精神自由，對於大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別喜歡用「扭捏」一詞來捕捉和描繪這部喜劇的喜劇性。「扭捏」是一種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的好笑狀態，而與政治是非、道德善惡無關。蔣公的宴請，不過是權力的一場「扭捏」；去不去赴宴，無非是教授們的一場「扭捏」。但是，對於一所大學來說，內外權力者有沒有「扭捏」的必要，教授們有沒有「扭捏」的空間，卻是至關重要的。據說在蔣介石尚肯「扭捏」，教授們尚能「扭捏」的時候，中央大學在世界的排名是相當靠前的。
 
我最初與老戲劇學者洛地先生討論該劇創意時，洛先生說：「難！無論去不去赴宴，你的大幕都落不下來。」我知道，洛先生是擔心：無論教授們最終去不去赴宴，都會落入對這個選擇的政治或者道德評價，使戲變得寡淡起來。於是，我們模仿《哥本哈根》，設法讓這個戲變成一段撲朔迷離，真相不明的回憶。1967年，已屆老年的三位教授被關在「牛棚」裡，因為跟蔣介石吃年夜飯的事遭受造反派的審查。造反派搞武鬥去了，三位被隔離的教授有機會聚在一起回憶往事，卞從周說三個人都去赴宴了；時任道說卞從周一個人去了；夏小山說根本就沒有宴請這回事。不知道他們誰說的是真相，也不知道他們誰是由於恐懼，誰是由於忘卻而背離了真相。更重要的是他們此時的精神狀態與1943年相較，就像季峰老師在宣傳海報上所描繪的那樣，太師椅沒了，人也站不直了，已經完全沒有「扭捏」的蹤影，惟見誠惶誠恐，連走出這間無人看押的房屋的勇氣都沒有。

我的導師董健教授不滿意「文革」這一段描寫，他希望「將1943年的這段戲與今天知識份子的面貌做一個對比」。我明白董老師的意思是，當下大學裡雖然不再有「牛棚」了，但是國家權力由於占盡了資源，表現得十分傲慢，不肯「扭捏」，教授們個人缺乏「扭捏」的空間，自甘蒙昧與犬儒，獨立、自由精神萎靡不振。記得幾年前，教育部本科品質評估小組的秘書抵達某大學，校長親自到機場迎接，並替這位年輕的女秘書拉行李箱，一群年長的校領導把該秘書簇擁在中間留影，弄得網上一片譁然。董老師是希望我們這個戲更明確地擔負起啟蒙的責任。